湖南瓷业公司

2019-03-11 21:39:23 admin 82

 醴陵近代瓷业起源于“湖南瓷业学堂”,兴起于“湖南瓷业公司”。在清朝晚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学堂和公司的成立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因为是当时的新鲜事物,所以对各种困难估计不足,缺乏近代工业管理经验,加上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等诸多因素,最终没有能兴办成大规模的现代工业产业,真是令人遗憾。

湖南瓷业公司全貌 

湖南瓷业公司全貌

    自熊希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向端方提出《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正式向社会招股、募集资金,为期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要经办各种开办手续:选址、测地形、设计厂房、选购机器、实在是千头万结,其间所受周折也是可想而知。

湖南瓷业公司姜湾厂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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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由湖南巡抚衙门批准,经朝廷农工商部备案,正式命名为“湖南瓷业公司”,募集股金5万元。熊希龄自任总理,湖南瓷业学堂监督改由文俊铎继任。公司实际上为官方倡办商民出资。随即在瓷业学堂前的姜岭下购地建厂。内部设置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建设的规模宏大。自外国引进了从原料制造到成型加工的整套机器设备,成为我国近代陶瓷工业的起点。

成立初期“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实际上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湖南瓷业学堂”第一批艺徒毕业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期毕业,正好赶上“湖南瓷业公司”基建,于是便顺理成章成为公司的首批技术工人;而学堂的日籍教师,也同时任瓷业公司的技术指导,教师和学生们一道进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对于建设新式工厂,据《中华实业丛报》醴陵瓷业工厂调查记称,由于缺乏经验,“熊希龄委其事于沈象乾君,建厂屋、造窑座,其先均不甚合法,屡筑屡改,耗费至巨”。如此再三,仅仅一年下来,资金就发生了困难,只好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日报》上刊登广告,公开扩充资本股金至10万元。此后不久,熊希龄因调职离开湖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两江总督端方委为督署总文案兼宁属咨议局筹办处会办,还使充南洋印刷厂监督”。

湖南瓷业公司光绪年间股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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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理一职由曾任营口大清银行总理的直隶候补道罗贻继任,改称为总办,任命沈象乾为公司座办。公司生产事务由沈象乾负责管理。在1907年公司第二次扩充招股时。罗始认购股数最多而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因为他看到此时公司已能生产细瓷,最初产品主要是以青花、粉彩、新彩装饰的碗、碟、壶、坛等日常用品,销售局面也逐步扩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公司彩瓷釉料生产在日籍技师指导下日趋成熟,同时聘请国内的绘画技师参加工作,开始试烧釉下五彩瓷器。参加生产试验的许多是瓷业学堂毕业生,因此职工素质较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由简到繁,从易而难的适应过程,通过艰苦努力,成功地制造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色5种高温釉下颜料,采取“三烧制”工艺,创烧出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器,并且完善了工艺流程,可以生产难度很高的陈设瓷器。这开创了我国瓷器装饰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图1-28)

公元1909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大典登基,国号改作宣统。“湖南瓷业公司”从此以后开始启用署“大清宣统”的款识。(图1-29)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瓷业公司有作品选送于武汉召开的劝业会,一举获得一等金奖。次年(1910年)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又得一等奖,“列名在景德镇之上”。査上海《民立报》1911年4月8日“湘省之四大实业”文称,一时间“是以名誉日隆,中外咸知……销场顿增至数倍……原有各工厂所出之品,仅供本省销场尚觉不敷,而各省暨各商贩之来此定购者源源不绝”。

公司产品供不应求,生产急待扩充,熟练工人短缺。公司立即在宣统年(1910)+一月派人到江西找到瓷器包工头朱九托,请他负责组织人手来醴陵做工。招聘合同订立后,朱九托因故不能前往,就由他的外甥张光熠牵头,带领四十名瓷工于次年春来到醴陵。他们手工技艺精湛,为醴陵瓷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许多人就此在醴陵安家落户、他们的后人有些至今仍在醴陵从事瓷业工作。(图1-31)

公司正式开窑初期为创建名牌,对产品质量要求极严、唯求精良而不计工本,因而特别在门前空坪上设置一个大石头墩子,瓷器出窑时凡有缺陷者、都在石墩上棒碎,以免流出厂外影响声誉。

当时公司最初建有正三间,每间长约7-8m多,宽约2-3m。由于技术尚不全面,产出正品率非常低,倒窑事故频繁,损失很大。特别是干辛万苦创作了优秀的绘画作品,到了最后工序第三次入烧成时出现缺陷,毁掉实在令人痛心。所以后来只要缺陷不影响画面的精彩之作,就不再摔碎,放置陈列室给学生们作教材参考之用。这批作品大部分出自当时名师或日本教师之手,由于是次品,所以不受重视,管理不严,慢慢流向民间。

这段时期出产的大件陈设器基本上是各种瓶类,其他也有少量如大口径的挂盘等器物,器型多在中国传统形式上创新变形,意在改良旧制。所以纯粹的标准传统器反而不多见。画面内容以花鸟居多。(图1-32)

这时公司的产品销路已经打开,产品质量为各地商户广为称道,但公司内部的管理却混乱不堪,造成几乎破产的局面。

“因经济浩繁,又任用非人,致开支浮滥,仅一年净欠大清银行债银16万余两。”公司上下,人心浮动。宣统三年(1910年)十月,原总办罗贻去职,由龙璋(图1-33)继任。

龙璋早年就与黄兴是挚友,因为看到晚清官场的病败而转于同情革命党人。

黄兴在湖南组织华兴会,军费多由龙璋提供。黄兴后来被捕,又是龙璋出巨资解救。广州黄花岗起义,他又资助3万元。龙璋就是这样一位通晓大义的人。

龙璋接任瓷业公司总理,不久正好赶上1911年10月22日清朝政府宣告结束统治。

事隔不到半年,熊希龄春节期间返湘。见到这样的局面十分痛心,就与龙璋商量再增发新股至30万元之事。于是在长沙潮宗正街设立总事务所,再行增发新股。这一次就不同于从前了,巨商富豪不愿再投入资金,增设新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公司险至破产。幸而龙璋经理得法,百般打理,尚可勉强维持。瓷业公司此时虽遭遇困难,但为了保持市场信誉、仍于1911年参加了意大利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大庆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会上又获得最优奖金牌。这期间龙璋虽仍任公司总理职,但实际上已经出任湖南都督府交通司长,对于公司事务他仅是兼理而已。

民国2年(1913年)由于资金短缺终究难以支撑,经省议会议决呈湖南都督谭延闿(图1-34)亲自核准拨款,查《晨报》“湖南瓷业公司参观记”称“由省库拨付137500元,合银10万两,将该公司股票扫数收买,名为官商合办,实际上已无商股,由前实业司司长刘承烈自任总理,并组织董事会”。

就在此时,黄兴回到湖南,他同样关心醴陵瓷业的发展。(图1-35)据《近代史资料》总第64刊中载:1912年11月18日,黄兴参观醴陵瓷业公司,由公司总理刘承烈陪同出席醴陵瓷业学校欢迎会。黄兴十分高兴地在会上发表讲话:“民国成立,首重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之发展,当借助各种实业。瓷业为各种实业之一,而醴陵瓷业自近年改良以来,工致逼近西洋。此湖南之特色,实即中国之特色也。瓷业当力求进步者,在图画、在手工,二者为瓷业最重之点,又即为实业最要之技也。望大家加意研究。”

瓷业公司由董事会公举常先为经理人,此时湖南瓷业公司对工人实行特别包工制度。先由工人缴纳押金,并具铺保。然后由公司垫发
泥釉给工人做坯,每百斤泥作价0.28元,坯成后,由公司垫柴烧成。按火位计算“火金”。出窑以后一、二、三等品归公司,四等品归工
人。如一、二、三等品的总值低于泥、釉、火金的总金额时,则在工人的押金中补偿,或向铺保追索,工人亏损甚巨。民国16年(1927
年)取消了这个制度,公司得到暂时的平静。此后,公司业务渐渐好转,出入相抵,经营上已经不再亏损。

为了进一步扩充销售市场,1913年公司决定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醴陵设立承销处,当时称为“六承销”。长沙承销处设在鱼塘街湖北会馆内。(图1-36)公司根据承销处订单来安排生产,而产品在承销处所在城市不得卖与其他商号,只能由承销处独家垄断。承销处则按期与公司结账,运行机制就相当于现代商业中的总经销商。这“六承销”体制在建立之初,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市场销售畅旺、公司生产日益红火。生产与销售分离的经营理念,很接近现代的大规模商品经济运行模式。

公司营业状况良好,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正好不远处有个商办的“普利制瓷公司”遭水灾停办,便以2万串制钱收购,1914年改扩为“湖南瓷业公司第二厂”,老百姓称之为“下公司”。(图1-37)

1915年召开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这是一次盛会,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竞相展示自己的优良产品。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称其为“万国会”。瓷业公司选送的参展瓷器在会上受到普遍的好评,荣获了大会金牌奖。消息传来,醴陵全城百姓敲锣打鼓,游街庆贺,真是盛况空前。

瓷业公司门庭若市,订货单如雪片飞来。公司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高峰,此时公司内职工达两千多人。谁知事有意外,1917年接连两次遭遇水灾,损失巨大,本来已有赢利刚好填补损失,这一下艰辛努力又付之东流。常先无力回天提出辞职,由沈鏊接任经理职务。

沈鏊自接任公司经理职务后更是屋漏又遭连天雨,1917年国内局势动荡加剧。

由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后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企图实行武力威慑下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为了保护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又一次奋起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抵抗。在这样的局势下,湖南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1917年8月,段祺瑞为了控制湖南,下令由他的亲信、陆军部长傅良佐统兵进驻湖南,担任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只好办理移交后前往上海。

孙中山见湖南局势发生变化,便派程潜回湖南策动湖南实力派人物刘建藩、林修梅反段。刘建藩与程潜同乡,都是醴陵人。于是他们在衡阳宣布湖南独立,湖南24县戒严,并通电全国“段氏以国务总理任内主张,违法横行,破坏国纪……则我湖南军民为正当防卫起见,亦唯有抵死以待,保扶正义,与国存亡…”。至此拉开了“护法战争”湖南大战的帷幕。

湘战前期“护法”军节节胜利,傅良佐败走,被段褀瑞免职。北洋政府又立即命令张敬尧会合吴佩孚再次领精兵,从岳阳方向进入长沙,张宗昌由江西萍乡进人湖南醴陵。1918年1月醴陵、株洲一带,战火再次燃起、湘军依仗熟悉湖南情况同张宗昌部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战局如拉锯般,此来彼往。查当时电报局的密电往来可见一斑,5月20日电文“査醴陵、株洲两地因逼战区,先后被北军溃军焚掠一空”。6月1日“本日得悉南北两军已开火,离株洲120公里处……此间商民迁徙殆尽,市面十有九空。商会鸣锣,不准油米下河……”。

醴陵成为当时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文启泉找到曾经与柳亚子结“南社”的傅熊湘共同调査醴陵受灾情况,撰写了《湘灾纪略》、《醴陵兵灾纪略》。文中载“四月二十七日,首将城中财货铁肩,掳掠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数日之后逃人新归……乃至5月17日北军又复进城,重燃劫火,大肆诛屠……延烧十里,火达数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醴陵各业无不遭难。

张宗昌部火烧醴陵,就在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内驻军,厂内财物被抢劫一空,机器设备几乎全部变卖,以充军饷,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全部瘫痪。

在此期间,湖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经济危机引起严重的货币贬值,公司在外货款几乎全部损失,“南票跌落,公司所存各承销处6万余串之货品,仅折洋2100元”。(图1-38)

直到1920年湘战停息后,公司才重新整顿勉强复工,但资金严重短缺,要想恢复到战前的规模,根本无从谈起瓷业公司经营惨淡,产品质量也大不如前。但毕竟尽力维持着小批量生产。谁知平静了没几年就又起变故。

1924年湖南军阀内部为派系争夺,引起湘军内讧,以后逐渐加剧,导致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又在株洲、醴陵一带开战,“战事爆发后株萍铁路不通……10月24日,此间大小炮弹往来如梭,昨日有挑水者被流弹打死,二日尚无人敢下河收殓”。

经过这一次战事打击,瓷业公司如雪上加霜,1925年停工到1926年底。待局势稍微平定,又招集工人准备复工

因为湖南瓷业公司名存实亡,举步维艰,“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开始小批量恢复生产;瓷业公司大部分工人处在失业状态,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便由前瓷业学堂毕业生游先理、文星楼等为代表联名向政府请求救济。出于无奈,1927年政府只得再拨款4000元,将公司与模范窑业工场合并;将公司第二厂分离出去组织生产,改称为“新记湖南瓷业公司”。而窑业工场与公司一样困难,本身就经营惨淡,荀延残喘,合并后更加包袱沉重。不过几年,终于奉政府令关闭了事。“民国19年(1930年)以财力不继,难再支持,遂行倒闭”。湖南瓷业公司成立24年,蹉跎至此,只得草草关门。

在晚清至民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饱受了世界列强的欺凌,经历了国内政局动荡的苦难,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实业救国”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对于民族工业的成长虽然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终究无法稳定地持续发展。“湖南瓷业公司”倒闭了,它兴衰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旧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如今面对当年它遗留下来的产品,人们不免有更多的感慨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