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与醴陵釉下五彩瓷

2017-10-27 22:48:11 admin 45
  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原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自1906年2月在中国历史名城——湖南醴陵开办以来,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辉煌历程。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熊希龄、文俊铎等“开国元老”带领下,许许多多醴陵瓷业的风云人物,为醴陵窑釉下五彩瓷的创立与发展,为醴陵世界“著名瓷城”和中国“第二瓷都”地位的确立,以及为打造“国瓷品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湖南陶瓷和醴陵窑最应该记住的还是熊希龄先生,他虽然在醴陵的时间并不长,但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的釉下五彩瓷器诞生;没有他,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窑也不可能因釉下五彩而兴盛并成为“当代红色官窑”! 
国瓷开山鼻祖、釉下五彩瓷创始人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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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希龄先生,字秉三(1869~1937),湖南湘西凤凰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和传奇色彩的人物。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补应殿试成进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二品)。1897年助湘抚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从此崭露头角。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革职,1903年到日本考察工商企业,回国后即开始着手创办实业救国。1908年经赵尔巽保举,重被起用。民国成立后,他跻身政界,历任热河都统、中华民国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身居首揆,统率百僚,其政绩毁誉不一。因不满袁世凯独裁统治,先后辞去财政总长及国务总理之职,从此专心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修治水利,赈济灾黎,收养灾童,创办了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并且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儿童福利基金,同时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呼吁团结一致、坚决抗日,并两次带领全家及师生奔赴战区,设立临时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熊希龄抵香港,因劳累而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68岁。
 
  熊希龄先生在醴陵窑的瓷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后,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企图通过创办资本主义企业来振兴国家。为此他于1903年底出国到日本考察,亲见了日本瓷业比“中国师傅”还要发达、产品精良,因此产生了振兴中国瓷业的想法。1904年初从日本回国后,他与同科举人、醴陵籍大学士文俊铎先生相约,亲到醴陵陶瓷产区进行实地察看和调研,决心吸收日本发展瓷业的经验,通过“立学堂、设公司”来振兴醴陵瓷业并实现其救国理想。
 
  醴陵窑作为历史悠久的陶瓷产区,当时虽生产规模不小,制瓷原料优质丰富,但所制产品全部都是粗瓷,且技术设备落后,烧制釉色不佳,瓷窑式样百年未变。1904年5月,熊希龄先生在文俊铎的陪同下,对醴陵的陶瓷产地及作坊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考察;同年7月他上书湖南巡抚端方(即《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详细分析了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发展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以及振兴醴陵瓷业的具体主张,包括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成立公司、规模经营,选好厂址、降低成本,引进设备、革新技术,等等,这些主张对促进当时醴陵瓷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很多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1905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熊希龄与文俊铎着手筹建湖南瓷业学堂。他们申请清政府拨专款,走官商合办之路子,得到慈禧太后支持并拨银12万两;次年春节期间,官立湖南瓷业学堂正式开学。同时,熊希龄采取当时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的股份制公司形式,在《长沙日报》登载筹组湖南瓷业公司的广告,公开向官僚富豪募集股份,并派专人到上海等地游说投资者入股,很快就募集到资本金10万元(其呈文计划集资3万元即成立公司),公司于1906年秋也正式成立并开工生产。其中学堂地址选在醴陵城北姜湾的神农殿(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醴陵分公司旁边),公司生产窑场建在学堂边的寨子岭(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生产所在地),熊希龄先生亲自担任瓷业学堂校长和瓷业公司总理监,文俊铎先生则任学堂监督(主持瓷业学堂日常工作)。在办学师资力量方面,熊希龄除确定从醴陵和景德镇聘请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优秀技师作教师外,还大量“延请外国技师”,从日本聘请到十多名具丰富实战经验的教员,大大加强了师资队伍。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的成立,不仅是醴陵产细瓷的开端,更迎来了醴陵窑由粗瓷到细瓷、由分散经营到集约经营、由传统守旧到追求创新的一个全兴时期,也奠定了醴陵窑作为“国瓷”代表的地位。
  为确保培养人才见实效,熊希龄先生倡导,学堂要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现代科学教育,为此,瓷业学堂设置了辘轳、模型、瓷画、窑务等各科,还引进各国新式产品设置“标本陈列室”供学生仿造,以开阔学生眼界,首开了中国陶瓷实施专业技术教育的先河。考虑到公司经营的需要,为迅速培养出生产实用人才,熊希龄还主张学堂分设速成科和永久科两科,对于从各窑户选送的熟练技工,编入速成科(初设艺徒班四个)作半年期短期培训,结业后即安排到瓷业公司或其他陶瓷作坊任技术指导;而永久科则属于正规教育性质,学制四年,旨在培养具较高制瓷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为醴陵窑的长远发展做好人才准备(分科设班八个)。
 
  在公司生产设备和教学设施方面,熊希龄从各国购买了当时制瓷行业先进的“水簸场之除水器、调剂室的椭园皿成型机、素坯土捏机、釉药粉碎机、湿式材料粉碎器、工业锅炉”等一系列设备,成立了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圆器厂、琢器厂等生产车间,形成了较大生产规模。公司成立的当年,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瓷业公司即成功开发生产出高温细瓷。当年底,瓷业学堂首批艺徒班毕业学员吴寿祺、傅道会、游先理等人,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彭筱琴指导下,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草青、海碧、艳墨、赭色和玛瑙红),次年又在传统釉下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出釉下五彩瓷器。这种全新的釉下彩瓷器,以其看得见摸不着,不含铅、镉毒以及耐腐蚀和永不褪色等优点,一问世便注定要领先世界、誉满全球。当时,熊希龄亲自携湖南瓷业公司出产的精美釉下五彩瓷器向慈禧太后进贡,西太后“爱不释手、赞不绝口”,赏熊希龄金牌一块,随后各地官府纷纷向其求购。
 
  1909年至1915年,成为清政府官用瓷(凡官瓷均在瓶底标识“大清××年湖南瓷业公司”底款,俗称“官款”)的湖南瓷业公司釉下五彩瓷器,又先后参加武汉劝业奖进会、江宁(南京)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世博会、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均获得多项大奖,其中代表作品《扁豆双禽图瓶》屡获金奖,为湖南陶瓷扬了名,也为中国陶瓷争了光。尤其是1915年参加巴拿马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釉下五彩《扁豆双禽图瓶》与同时参赛的贵州茅台酒均获一等金奖,被国人誉之为“国瓷”、“国酒”,由此成为“国瓷”和“中华瓷王”的象征,并大大促进了醴陵瓷业的发展。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由于釉下五彩瓷器名动世界,醴陵陶瓷的出口量很快便位居全国第一。虽后因战乱等多种原因,这一辉煌时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的成立及其二十五年的运行,为醴陵窑培养了高素质的制瓷人才,也为后来新中国“当代红色官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熊希龄先生在辛亥革命后,因作为进步党负责人之一,自1908年开始便较少过问湖南瓷业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而将领导责任交给了文俊铎、罗贻、龙璋、刘承烈、常先、沈明煦等合作伙伴;1913年8月他就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直至1932年湖南瓷业公司被迫停产,他都一直在关心和关注着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企业。
 
  注: 湖南瓷业学堂后分别更名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湖南省立乙等窑业学校、湖南窑业试验场、湖南窑业模范工场等,到1932年完全停办。湖南瓷业公司发展到1913年的鼎盛时期时,有职工1300多人,并在长沙等地设立了七个承销处,后因战乱于1918年被迫停产,1920年初步恢复,1926年再度因战乱停产,1928年并入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经营,至1932年完全停产。但其两个工厂仍继续由文星楼、游先理、王铁模、阳兆鹏、黎柱轩等人分别租赁,用于办厂或办校,直至1949年解放。